在阅读《文学行动》这样的一部书的时候，最好忘记德里达是一个哲学家，也忘记他是一个批评家，最好将他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读。
当然，德里达是哲学家，是20世纪屈指可数的三两个哲学家之一，也很可能是将哲学史划上句号的人物，德里达的哲学方案是将两条哲学线路嫁接在一起，从而给予柏拉图主义以致命的一击。一方面，德里达承接了德国反形而上学的哲学线路，他在尼采、胡塞尔、海德格尔那里坚定了反柏拉图主义的决心，成为反对任何本质主义的最为不屈不挠的哲学战士。另一方面，他在他自己的国家里找到了一种类似于方法论的反柏拉图主义工具：他的老师和同事们大肆渲染的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。这样，德里达在索绪尔那里找到了工具，然后汇入到海德格尔等人未竞的反柏拉图主义大业中来。
结果，德里达引发了对某些人（如哈贝马斯）来说是灾难性的后果：对任何真理、确定性、基础、价值观的不信任感和深深的怀疑。这正是后现代的哲学核心，也正是基于这种对本质主义的共同质疑态度，德里达和福柯才常常被人并置起来，他们既被人视作当代思想的两面旗帜，也被人视作兴风作浪的两个怪物。
福柯的写作华丽、明晰、激情充沛，而且对当代制度和历史环境有着大快人心的暴露感。相反，德里达既晦涩难懂，又对眼前的历史环境漠不关心，在德里达的写作面前，人们常常望而却步：德里达到底在说些什么？
这正是我所说的将德里达当作一个小说家来读的原因。我们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论证，理论陈述以及一锤定音的结果性论断。我们只能隐隐约约地感受一些踪迹，一些漂亮的句子，感受一些矛盾，自我辩驳，内在冲突，字词嬉戏以及一些叙事性的小说片断。
《文学行动》正是这样一种写作形式。不要抱有求知的意图去对待它，我们应抱有好奇心的态度、抱有一种探险、一种玩乐、一种审美的态度去对待它，我们应像对待文学作品一样去对待它，去感受它的写作形式，感受它的喃喃独语，感受它的迷宫，感受它的乔伊斯或普鲁斯特式的意识流。无论是《尤利西斯》，还是《忏悔录》，或者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对德里达来说，都不是一个储藏秘密的话语组织，不是一个引而不发的文本，不是一个有待于寻求、考究、挖掘、发现的真理矿藏。相反，它们仅仅是供德里达优哉游哉的语词森林，德里达在这里无边无际地漫步，徘徊、游荡，他既无头绪，也无明确的线索，他穿梭在迷宫里，他的写作也构成了一座迷宫。
